歐洲的核電故事是一場「雙軌劇本」。

在「擁核派」的路線中，法國、英國與比利時是代表。英國 Hinkley Point C再度宣布延宕，首部機組最快要到 2029–2031年才可能上線，總成本已從最初的310–340億英鎊飆升至416–479 億英鎊。倫敦政府同時押注Sizewell C，即英國薩福克郡（Suffolk）Sizewell地區計畫興建的一座大型核電廠，認為核電對於能源自主與基載不可或缺。

至於法國則持續推動 EPR2 計畫，並積極強化核能在能源結構中的比例。比利時則在2023年與 ENGIE(法國的跨國能源集團，也是目前全球規模最大的能源服務公司之一)簽署協議，將Doel 4與Tihange 3延役至2035年，展現務實轉折。

相對的，「退核派」則以德國與西班牙為代表。

德國在2023年4月關閉最後三座核電廠，全面依靠再生能源、天然氣與需求管理。然而，德國電價在歐洲名列前茅，也讓能源轉型面臨沉重的社會成本。西班牙則原訂在2035年前全面關閉核電，但2025年春季的大停電事件，引發產業界呼籲延役討論。雖然官方暫未改變政策，但已承諾盤點系統穩定性與電網投資。

歐洲經驗提醒我們，核電的選擇不只是能源問題，更是政治共識與產業結構的反映。核電既可能是「不可承受之重」，也可能是「穩定之錨」，關鍵在於制度與財務能否承受。

亞太的兩極模式：日本的穩慎、中國的加速

亞太的核電地圖則呈現「兩極」。

在日本，福島核災後的重啟之路走得小心翼翼。2023 年起，日本開始有計畫地重啟機組；同時，福島處理水的排放在IAEA長期監測下進行。2025年8月IAEA報告再次確認氚濃度遠低於國際標準，雖然國際輿論仍有爭議，但透明監測機制在重建社會信任上起了關鍵作用。

反觀在中國，核電則進入「常態化快速擴張期」。截至2024年底，中國已有58座運轉機組、27 座在建，裝機容量逾60GW。2025年國務院更一次批准10座新機組，等於將核電視為能源安全與產業發展的雙重戰略。中國的「批量 化建設」模式，也讓其在全球核電供應鏈中占據主導地位。

此外，中東的阿聯酋Barakah四部機組已全數投產，成為新興市場「整廠輸出＋長約運維」的典型案例。這為其他能源進口依賴國提供了一個快速導入基載電力的模式。

最後，如果說核電有其「外生風險」，烏克蘭的札波羅熱核電廠（ZNPP）就是最鮮明的警鐘。

自2022年以來，ZNPP 六部機組維持冷停，但外部電力僅仰賴一條750kV線路，冷卻水來源也脆弱。IAEA多次通報廠區周邊出現爆炸與無人機攻擊，提醒這是當代核能最大的風險：再嚴謹的設計，也難完全對沖戰爭。

對任何計劃使用核電的城市與國家而言，這都是必須納入的「極端場景」：軍事衝突、長時間停電、黑客攻擊、冷卻水中斷……都是現實而非假設。

回潮不是答案，而是問題的開始

總之，不管主張核電退場還是延役或加蓋，都有各自要處理的問題。首先核電的發電量「回潮」並非單純的核電復興而已，而是一次能源轉型的壓力測試。不同國家因政治、財務、產業結構而走上不同路徑。

對城市而言，核電不是簡單的「擁核／反核」二元，而是「在什麼條件下」可以選擇核能？能否承擔其成本與風險？能否建立透明治理與長期監督？全球核電版圖正快速移動，但答案不是「核電是否必要」，而是「如何在城市治理的現實中，讓核電或替代方案真正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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