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取自Unsplash圖庫。 
2025年8月23日，台灣將進行「重啟核三公投」，當台灣社會因為核電公投再度陷入激烈爭論時，其實世界各地的城市與國家也正經歷一場能源選擇的「版圖大風吹」。根據國際能源總署（IEA）最新《Global Energy Review 2025》報告，2024年全球核電新增裝置容量超過7GW，核電發電量年增約100TWh，為近30年來的高點之一。表面上看來，核電似乎迎來「回潮」；然而仔細剖析，就會發現這場回潮並非普遍現象，而是出現高度區域化、技術體系集中化的特徵。
某些國家選擇重啟甚至擴建核電，視其為減碳與能源安全的保險；另一些國家則仍堅守「核退」立場，寧願承擔高電價與供電不穩的挑戰，也要擺脫對核能的依賴。這股「分歧中的回潮」，對城市治理與能源規劃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IEA數據顯示，2024年的核電發電量增加約100TWh，相當於全球總電量的9%左右。新增上網容量超過7GW，是過去30年來僅有的幾次高峰之一。
然而，這些新增裝置與開工案高度集中在中國與俄羅斯技術體系。中國國務院於2025批准年再10座新機組，延續近年每年平均10座以上的核准節奏。IAEA的PRIS（核能反應器資訊系統）顯示，中國在建機組數量全球第一，核電裝機與發電持續攀升。俄羅斯則持續推動VVER系列反應爐的海外輸出，從土耳其Akkuyu到孟加拉Rooppur，均是「一條龍建設＋長期燃料供應」的模式。
這意味著全球核電的復甦，並非全球普遍擴散，而是集中於特定供應鏈與國家技術體系。對其他依賴核能的國家來說，這代表在地緣政治風險升高的時代，燃料與零部件供應可能成為脆弱環節。
然而在全球核電地圖上，美國的經驗是「一手成功，一手代價」。首先是喬治亞州Vogtle電廠。Vogtle 3號於2023年7月正式商轉，Vogtle 4號則在2024年4月29日進入商轉，成為美國30多年來首批全新大型反應爐。然而，這個案子的總成本已超過350億美元，幾乎是原始預估的兩倍，工期延宕超過七年。美國能源資訊署（EIA）甚至在Vogtle 4號上線後指出，目前全美「沒有其他大型機組在建」，顯示高成本與高風險已成為新建大型機組的最大絆腳石。
與此同時，美國卻寫下另一個全球首例：Palisades核電廠的「退役後重啟」。該廠原已於2022 年停運，但在2024年獲NRC批准重新審查，並獲得能源部貸款支持，預計2025年底重返商轉。這不僅是一個能源政策的突破，也象徵著制度彈性：當供電穩定與減碳需求迫切時，延役甚至重啟都能被視為選項。
至於備受矚目的小型化模組反應爐（SMR），美國經驗則顯示出風險。NuScale的猶他州計畫在 2023年終止，原因是電價長約簽署不順與成本膨脹；而由比爾．蓋茲投資的 TerraPower「Natrium」雖已在懷俄明州動工，目標 2030年投運，但關鍵燃料HALEU的供應仍是未解難題。
這給我們一個重大啟示，「技術可行」與「制度彈性」並不等於「財務可承擔」。未來核電若要被視為穩定電力解方，必須跨越成本與供應鏈瓶頸。
歐洲的核電故事是一場「雙軌劇本」。
在「擁核派」的路線中，法國、英國與比利時是代表。英國 Hinkley Point C再度宣布延宕，首部機組最快要到 2029–2031年才可能上線，總成本已從最初的310–340億英鎊飆升至416–479 億英鎊。倫敦政府同時押注Sizewell C，即英國薩福克郡（Suffolk）Sizewell地區計畫興建的一座大型核電廠，認為核電對於能源自主與基載不可或缺。
至於法國則持續推動 EPR2 計畫，並積極強化核能在能源結構中的比例。比利時則在2023年與 ENGIE(法國的跨國能源集團，也是目前全球規模最大的能源服務公司之一)簽署協議，將Doel 4與Tihange 3延役至2035年，展現務實轉折。
相對的，「退核派」則以德國與西班牙為代表。
德國在2023年4月關閉最後三座核電廠，全面依靠再生能源、天然氣與需求管理。然而，德國電價在歐洲名列前茅，也讓能源轉型面臨沉重的社會成本。西班牙則原訂在2035年前全面關閉核電，但2025年春季的大停電事件，引發產業界呼籲延役討論。雖然官方暫未改變政策，但已承諾盤點系統穩定性與電網投資。
歐洲經驗提醒我們，核電的選擇不只是能源問題，更是政治共識與產業結構的反映。核電既可能是「不可承受之重」，也可能是「穩定之錨」，關鍵在於制度與財務能否承受。
亞太的核電地圖則呈現「兩極」。
在日本，福島核災後的重啟之路走得小心翼翼。2023 年起，日本開始有計畫地重啟機組；同時，福島處理水的排放在IAEA長期監測下進行。2025年8月IAEA報告再次確認氚濃度遠低於國際標準，雖然國際輿論仍有爭議，但透明監測機制在重建社會信任上起了關鍵作用。
反觀在中國，核電則進入「常態化快速擴張期」。截至2024年底，中國已有58座運轉機組、27 座在建，裝機容量逾60GW。2025年國務院更一次批准10座新機組，等於將核電視為能源安全與產業發展的雙重戰略。中國的「批量 化建設」模式，也讓其在全球核電供應鏈中占據主導地位。
此外，中東的阿聯酋Barakah四部機組已全數投產，成為新興市場「整廠輸出＋長約運維」的典型案例。這為其他能源進口依賴國提供了一個快速導入基載電力的模式。
最後，如果說核電有其「外生風險」，烏克蘭的札波羅熱核電廠（ZNPP）就是最鮮明的警鐘。
自2022年以來，ZNPP 六部機組維持冷停，但外部電力僅仰賴一條750kV線路，冷卻水來源也脆弱。IAEA多次通報廠區周邊出現爆炸與無人機攻擊，提醒這是當代核能最大的風險：再嚴謹的設計，也難完全對沖戰爭。
對任何計劃使用核電的城市與國家而言，這都是必須納入的「極端場景」：軍事衝突、長時間停電、黑客攻擊、冷卻水中斷……都是現實而非假設。
總之，不管主張核電退場還是延役或加蓋，都有各自要處理的問題。首先核電的發電量「回潮」並非單純的核電復興而已，而是一次能源轉型的壓力測試。不同國家因政治、財務、產業結構而走上不同路徑。
對城市而言，核電不是簡單的「擁核／反核」二元，而是「在什麼條件下」可以選擇核能？能否承擔其成本與風險？能否建立透明治理與長期監督？全球核電版圖正快速移動，但答案不是「核電是否必要」，而是「如何在城市治理的現實中，讓核電或替代方案真正可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