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個人追求成就與卓越的方式—所有公立、私立與國內權威機構都要求孩子們追求卓越與成就—讓千禧世代變成為了顧好自已而過分有效率的人。《丹尼與寫作業機器》告訴我們，提升工作能力可以預期的是更多的工作。這就是集約化，令人不悅。

到目前為止，我們探討了改變整個就業市場的勞動趨勢，現在我想把重點放在兩極化之中的勞工如何經歷這些轉變，以及兩極化之外的勞動關係。雖然高薪與低薪的勞工都面臨了不穩定與集約化，但不能隨便把他們劃上等號。雖然好工作與壞工作都以差不多的方式變得更糟，但是我們會發現兩者之間的差異—生活方式的差距—越來越深了。

為了取得失業與低度就業的比較強度，我們可以看看其他歷史性指標。美國聯邦儲備經濟資料庫（ＦＲＥＤ）的資料庫追蹤失業質量的方式是中位數持續時間—即勞工找工作所花的時間中位數。從七○年代到二○○○年，這個測量數據在四週至十週之間循環，只有在八○年代初期的某七個月超過十週。

自從二○○一年經濟衰退，這個比例上升至十週，然後降至八週。接著，二○○八年的經濟衰退產生了更明顯的影響，二○一○年六月的失業率中位數達到二十五週的高點。在那之後，雖然數據從經濟衰退後的高點下降，但跟二十世紀相比，新常態（十週）就沒再出現過了。

而且，因為失業不包括那些在調查前的四週內沒找工作的準待業勞工，所以我們無法確定有多少人未被列入統計數據。如果卡力伯格是對的，而且這些變化是持續性而非週期性的，那麼二十一世紀的經濟衰退代表了找工作本質的巨變。

電子履歷以及像克雷格列表（Craigslist）與領英（LinkedIn）等工具使找工作變得更容易，但也讓雇主獲得更大的技術性勞工儲備人才庫。隨之而來的就是大家熟悉的模式：如果我們可以更容易、更有效地找工作，那麼我們就更有可能做更多的工作。然而，工作增加了，失業率也增加了。

當人們真的找到一份工作時—如果很幸運可以找到—比較不可能跟以前一樣是全職的工作。在二○○八年金融危機之後，因為經濟的因素，美國兼職的人數上升了一倍，超過九百萬人。從那時起，雖然這個數字已經下修，但在高峰期之後的五年，衰退後增長的數字只減少了一半。

這與數百萬美國人已經知道的，以及我們上述所看到的情況相符：兩極化的低階工作逐漸依照雇主突發奇想或直接的利潤問題來管理。兼差的普及讓雇主可以更輕易、更有效率地切換勞動力投入的多寡，但是跟著市場波動一起被切換，使勞工的生活變得更困難，他們無法依靠未來的收入—更不用說公司內部可預期的升遷和調薪—或非薪資的福利，例如醫療保險、養老金、遣散費與病假。

可以選擇的話，雇主寧願只支付他們所需要的勞動時間，而不是對有血有肉的員工做出長期承諾，這些員工可能會懷孕、跌倒、生病、家中有人過世、變成冗員或薪資太高。將勞動力視為一種可以按時計酬又符合雇主需求的人力流動，或是生產時投入的塑料或電力，或是需要合理化的命題時會便宜很多（當然，這是做為紀律與管理主義，同時也是一種意識形態時，會計看待勞工的角度）。

這麼多培訓費用推給年輕人與他們的家人之後，雇主對個別員工以及他們後續福利的投資就減少了。管理極少數高技能勞工不再需要軟硬兼施，雇主可以用一般性債務與生活費做為誘因。勞動力是一個買方市場，買方可以設定條件。

本文摘自《高學歷的背債世代》／高寶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