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台積電美國廠，張智傑攝影。 
8月7日，美國對等關稅將正式上路，即便台灣的關稅宣稱還有轉寰餘地，但暫時性的20%也先「暫時性」地生效了。而當台美的最終關稅僵持不下之際，固然中央政府都得承擔最大的責任，畢竟這個國與國間的談判，總得層峰等級的團隊出馬才行，但更值得注意的是，這波戰火，其實在台的每一座城市、每一位縣市首長，都難以隔岸觀火。
2018年，川普掀起中美貿易戰，對中國商品加徵高額關稅，當時世人多以為這只是一場短暫的選舉操作。孰料，這場戲不但未曾消停，還時不時就有有未完待續的高潮。尤其到了2025年，在川普戲癮發作下，硬是將全球各國都一起拉上了戲台上，強迫各邦同演，使得中美之戰衍生成為世界大戰。自此，關稅，不再是單純的經濟手段，而成為國際政治秩序的動源。
台灣處於「全球產業鏈高地」，在晶片、電子零組件、機械設備、生醫科技……等多個戰略領域具有牽髮動身的地位。但偏偏，當今全球貿易邏輯早已從「效率」轉為「安全」，從「比較利益」轉向「地緣信任」，逼得我們不得不意識到：這不僅是中央政府的外交挑戰，更是地方治理的壓力測試。
圖／美國總統川普，Flickr by The White House
回顧歷史，早在1930年6月17日，美國總統胡佛簽署《斯姆特-霍利關稅法》，雖以保護本國農工為由，卻間接逼促全球貿易萎縮、加劇大蕭條。而時至今日，當代的貿易壁壘雖各有包裝，但本質仍是一種「零和賽局」思維。從川普、拜登再到2025年的政策連動，可以視見：關稅政策的本質早已不再是短期戰術而已，真正的目的則是結構性調整。而台灣作為美中之間的樞紐，自然也被迫捲入這場供應鏈再分配的棋局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在產業聚落的迭代發展中，地方的角色，也從過去的「接單代工基地」，正邁向「自主轉型策源地」。於是，縣市長，不只是地方建設的執行者而已，更是城市經濟的總體規劃者，必須擁有與時俱進的國際視野與地方治理智慧。
以六都為例，台北市素以金融、專業服務與國際交流為產業主軸，表面上，似乎遠離關稅烽火，但實則得面臨全球企業資金移動、總部重組與外資觀望的間接衝擊。當金融資本評估全球風險時，城市的「制度透明度」「國際信賴度」將成為競爭力指標。對台北市政府而言，提升法制環境、國際語言友善度與綠色金融建設，將成為吸引區域總部落腳的關鍵。
新北市作為台灣最大工商城市之一，中和、樹林、土城、五股、新莊、泰山……等地匯集大量金屬加工、電子零組件、傳統機械等產業，對中美雙方皆有出口依賴。美國課徵關稅後，許多廠商反映訂單遞延、價格失衡，甚至出現「被貼中標籤」的貿易爭議。市府若無法提供一套完整的產業風險預警與國際法規諮詢機制，將使中小企業陷入孤軍奮戰的局面。
圖／張智傑攝
桃園是台灣出口導向的製造重鎮，擁有龐大的航空城腹地與智慧製造基礎。從筆電、光電、車用電子到AI伺服器，無不與美國市場密切相關。關稅政策使企業面臨兩難——是繼續依賴既有產線？還是分拆產能往第三地？桃園市政府須思考如何打造「可信任產地」認證機制，並協助業者建構「在地即國際」的供應鏈證明能力，成為台灣製造新典範。
台中近年以「智慧機械之都」自居，擁有完整的工具機與中小企業供應鏈，對出口高度依賴。從歷史來看，1970年代石油危機後，台中中小企業曾以技術改造突圍，如今亦須複製那套「升級應變」的韌性。市府應扮演「新產業經紀人」的角色，協助業者佈局新南向、歐盟，導入AIoT等技術應用，並提供「區域產業聯盟」平台，提高議價能力與集體競爭力。
圖／金統立廠區，張智傑攝影。
台南則因台積電進駐科學園區而成為半導體重鎮，南科更已超越竹科，成為產值第一的科學園區，不過其實台南也分布著大量農業與傳統產業。台積電若受美國出口限制與稅務規則波及，將直接影響地方就業與資金流動。此外，農產品外銷若遭全球貿易緊縮影響，亦需市府介入拓展多元通路。歷史上，台南在清代曾是南臺灣的貿易門戶，如何重現其「通洋口岸」的戰略價值，正考驗著市府的創新能力。
高雄的鋼鐵、石化與海運產業，皆屬於全球供應鏈的上游關鍵。關稅戰對大宗原料與工業製品的價格波動帶來極大不確定性。然而，危機也帶來港口轉型的契機。港都可望成為「印太區域轉運中心」與「再工業化示範基地」。市府若能結合綠能、高端製造與亞灣智慧港，重塑「產港融合」的治理模式，將是台灣未來30年的南方引擎。
至於境內聚集大量高科技產業的新竹市，企業雖多數為全球佈局，且競爭力高，短期內不易受制於關稅，但整體供應鏈若因中美科技脫鉤而重新分布，將使地方政府面臨人才再培訓、土地規劃與基礎建設升級等壓力。如，若美國要求企業設立「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據點，可能影響外資在地擴廠的決策，間接牽動地方的就業與稅收基礎。
圖／翻攝自新竹科學園區資訊網。
而花蓮、南投、澎湖……等傳統農業與觀光型縣市，雖然美國關稅直接影響較小，但相關間接波及不容小覷。但當整體經濟放緩、民間消費保守，其內需市場與觀光收益亦會連帶下滑。若不積極開拓外銷市場或強化數位行銷，可能陷入「內需疲弱、出口困難」的雙重壓力。
因此，地方政府不應只是全球風險的被動接收者，更要成為全球重組的主動參與者。首先，需「重建地方經濟安全架構」。即，面對貿易政策劇變，各縣市應建立「地方經濟安全中心」，彙整產業出口依賴度、關鍵零組件來源、人才結構與投資風險指數。透過定期風險評估報告與地方版本的「供應鏈地圖」，首長才能在第一時間制定應變政策，而非倚賴中央「雨露均霑」的政策救援。
例如透過設立「國際政經風險因應辦公室」、提供產業外銷智庫資源、引導企業導入 ESG 與減碳準備，以強化企業在國際市場的合規與競爭力。
其次，「強化產業轉型的公共平台」，以德國「工業4.0」推動時的地方公私協力機制為例，地方政府可成立「產業升級推動辦公室」，聯合學界、智庫與企業共同推動技術升級、智慧製造、數位轉型。產業升級不該是企業單打獨鬥，更不應靠補助短期紓困，而需系統性的政策工具與培訓平台。
再來則是「打造城市品牌與產地信任機制」。尤其當供應鏈再分配成為新常態，地方首長要有勇氣提出城市品牌策略。例如，宜蘭可成為「低碳農業試驗場」，苗栗可打造「太陽能模組安全產地」，而高雄則可發展「綠能港灣城市」；這些品牌若能與國際標準接軌，將為地方帶來持久競爭力。
另外，縣市長應化身城市外交官，積極主動與國外姊妹市、外資單位或台商組織建立合作機制，推動「地方招商團」赴日、赴美、赴歐拓展新市場，或參與國際展覽與論壇，提高城市能見度。透過地方版「經濟護照」，協助在地企業走出去、資金引進來，才能讓地方不被全球變局邊緣化。
也就是說，關稅不會只是貿易手段，而是未來20年世界秩序的重新編碼。在這場看似遠在華盛頓與北京之間的博弈中，台灣縣市實則身處「第一線的後勤戰場」。如何在政策縫隙中靈活應對、重新定義地方產業價值、再建城市自信，將是台灣下一階段地方治理的重大命題。
我們需要的是更多具有國際格局與在地深耕能力的市長，他們不只是施政者，更應是地方轉型的教練、國際談判的使者與在地韌性的築夢者。
如果說中央是「國家戰略的大腦」，那麼地方，就是「台灣競爭力的手腳」。讓縣市長不再只是政策接收者，而是國際風險的主動應對者，才是真正讓台灣安身立命於世界的關鍵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