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中近年以「智慧機械之都」自居，擁有完整的工具機與中小企業供應鏈，對出口高度依賴。從歷史來看，1970年代石油危機後，台中中小企業曾以技術改造突圍，如今亦須複製那套「升級應變」的韌性。市府應扮演「新產業經紀人」的角色，協助業者佈局新南向、歐盟，導入AIoT等技術應用，並提供「區域產業聯盟」平台，提高議價能力與集體競爭力。

圖／金統立廠區，張智傑攝影。

台南則因台積電進駐科學園區而成為半導體重鎮，南科更已超越竹科，成為產值第一的科學園區，不過其實台南也分布著大量農業與傳統產業。台積電若受美國出口限制與稅務規則波及，將直接影響地方就業與資金流動。此外，農產品外銷若遭全球貿易緊縮影響，亦需市府介入拓展多元通路。歷史上，台南在清代曾是南臺灣的貿易門戶，如何重現其「通洋口岸」的戰略價值，正考驗著市府的創新能力。

高雄的鋼鐵、石化與海運產業，皆屬於全球供應鏈的上游關鍵。關稅戰對大宗原料與工業製品的價格波動帶來極大不確定性。然而，危機也帶來港口轉型的契機。港都可望成為「印太區域轉運中心」與「再工業化示範基地」。市府若能結合綠能、高端製造與亞灣智慧港，重塑「產港融合」的治理模式，將是台灣未來30年的南方引擎。

至於境內聚集大量高科技產業的新竹市，企業雖多數為全球佈局，且競爭力高，短期內不易受制於關稅，但整體供應鏈若因中美科技脫鉤而重新分布，將使地方政府面臨人才再培訓、土地規劃與基礎建設升級等壓力。如，若美國要求企業設立「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據點，可能影響外資在地擴廠的決策，間接牽動地方的就業與稅收基礎。

圖／翻攝自新竹科學園區資訊網。

而花蓮、南投、澎湖……等傳統農業與觀光型縣市，雖然美國關稅直接影響較小，但相關間接波及不容小覷。但當整體經濟放緩、民間消費保守，其內需市場與觀光收益亦會連帶下滑。若不積極開拓外銷市場或強化數位行銷，可能陷入「內需疲弱、出口困難」的雙重壓力。

地方政府三大策略：成為全球重組的參與者 

因此，地方政府不應只是全球風險的被動接收者，更要成為全球重組的主動參與者。首先，需「重建地方經濟安全架構」。即，面對貿易政策劇變，各縣市應建立「地方經濟安全中心」，彙整產業出口依賴度、關鍵零組件來源、人才結構與投資風險指數。透過定期風險評估報告與地方版本的「供應鏈地圖」，首長才能在第一時間制定應變政策，而非倚賴中央「雨露均霑」的政策救援。

例如透過設立「國際政經風險因應辦公室」、提供產業外銷智庫資源、引導企業導入 ESG 與減碳準備，以強化企業在國際市場的合規與競爭力。

其次，「強化產業轉型的公共平台」，以德國「工業4.0」推動時的地方公私協力機制為例，地方政府可成立「產業升級推動辦公室」，聯合學界、智庫與企業共同推動技術升級、智慧製造、數位轉型。產業升級不該是企業單打獨鬥，更不應靠補助短期紓困，而需系統性的政策工具與培訓平台。

再來則是「打造城市品牌與產地信任機制」。尤其當供應鏈再分配成為新常態，地方首長要有勇氣提出城市品牌策略。例如，宜蘭可成為「低碳農業試驗場」，苗栗可打造「太陽能模組安全產地」，而高雄則可發展「綠能港灣城市」；這些品牌若能與國際標準接軌，將為地方帶來持久競爭力。

另外，縣市長應化身城市外交官，積極主動與國外姊妹市、外資單位或台商組織建立合作機制，推動「地方招商團」赴日、赴美、赴歐拓展新市場，或參與國際展覽與論壇，提高城市能見度。透過地方版「經濟護照」，協助在地企業走出去、資金引進來，才能讓地方不被全球變局邊緣化。

每一位首長，都是一座城的「經濟總統」 

也就是說，關稅不會只是貿易手段，而是未來20年世界秩序的重新編碼。在這場看似遠在華盛頓與北京之間的博弈中，台灣縣市實則身處「第一線的後勤戰場」。如何在政策縫隙中靈活應對、重新定義地方產業價值、再建城市自信，將是台灣下一階段地方治理的重大命題。

我們需要的是更多具有國際格局與在地深耕能力的市長，他們不只是施政者，更應是地方轉型的教練、國際談判的使者與在地韌性的築夢者。

如果說中央是「國家戰略的大腦」，那麼地方，就是「台灣競爭力的手腳」。讓縣市長不再只是政策接收者，而是國際風險的主動應對者，才是真正讓台灣安身立命於世界的關鍵所在。

👉 加入城市學 LINE 官方帳號，追蹤 IG ，最新城市議題不漏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