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的，反對方則有所焦慮：他們怕被剝奪的權利與標籤化。

吸菸族群則感到前所未有的被剝奪感。他們認為，政府不斷提高菸稅（菸捐），卻未能提供對等的合法吸菸空間。全面擴大禁菸區而未配套設置足夠的吸菸區，無異於將吸菸者逼入死角，甚至是一種「階級歧視」。此外，商圈商家也擔憂，過度嚴格的禁令是否會嚇跑部分習慣吸菸的國際觀光客（如來自日本、韓國的遊客），進而影響商機。

另外得考量的是「執法公平性」。許多市民反映，現有的公園禁菸令常常形同具文，檢舉無門或稽查員到場時違規者早已離去。如果連現有的法規都無法落實，擴大禁菸範圍是否只會增加更多「違法黑數」，讓守法者吃虧，違法者逍遙？

圖／取自Unsplash，攝影： Samuel Ramos。

理想豐滿，現實骨感？可行性與執行難題 

也就是說，蔣萬安的願景雖美，但若深入剖析執行面，便會發現「無菸城市」目前面臨三大結構性障礙。

1.「趕盡殺絕」導致的流竄效應

台北市地狹人稠，住商混合嚴重。當市府宣布西門町徒步區全面禁菸，卻未在周邊設置完善的「定點吸菸區」，結果極可能是：吸菸者被趕出大街，轉而躲進商圈旁的小巷弄、防火巷，甚至是大樓騎樓下。

這產生了嚴重的副作用——汙染轉移。原本在大街上會被稀釋的菸味，如今高濃度聚集在住宅區的巷弄內，讓住在低樓層的居民苦不堪言。這種「眼不見為淨」的鴕鳥心態，並未解決問題，只是將問題從遊客眼前，掃進了居民的家門口。

2.稽查人力與執法困境

台北市衛生局與環保局的人力有限，面對龐大的流動人口，要維持全天候的禁菸執法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吸菸行為短暫（約 3-5 分鐘），蒐證極其困難。若依賴警察執法，又會引發警力資源錯置的爭議。如果政策缺乏強有力的執法作為後盾，無菸標誌最終將淪為僅供參考的壁紙，重創政府公信力。

3.新型菸品的灰色地帶

電子菸與加熱菸的興起，讓「無菸」的定義變得模糊。儘管新版《菸害防制法》已全面禁止電子菸，並納管加熱菸，但走私與黑市猖獗。在街頭，使用電子菸的人口（特別是年輕人）日益增加。這些新型菸品無色無味或味道較淡，稽查難度更高。市府在推動無菸城市時，若無法有效遏止新型菸品的氾濫，所謂的「無菸」充其量只是減少了傳統紙菸的煙霧，卻擋不住尼古丁的瀰漫。

他山之石：國際案例的啟示與鏡鑑 

台北並非孤軍奮戰，許多國際大城在控菸之路上已有深刻的經驗與教訓，值得蔣市府參考。

總之，批評容易，建設難。若蔣萬安市長真心想落實無菸城市，除了畫紅線、貼標語，更需要細膩的政策設計。以下提出三項具體建議：

1.從「全面防堵」轉向「精準隔離」：廣設封閉式負壓吸菸室 

「無菸」不應是讓吸菸者「消失」，而是讓煙霧「不外洩」。市府應與商圈自治會、百貨業者合作，在禁菸區周邊設置具有負壓排氣與過濾功能的室內或半戶外吸菸室。

這看似對吸菸者妥協，實則是對非吸菸者最大的保護。參考日本做法，由菸商捐助或菸捐補助部分經費來設置這些設施，將吸菸者引導至特定空間，才能真正還給街道清新的空氣。

2.科技執法與智慧監測 

依賴人力稽查已不合時宜。台北作為智慧城市，應研發利用熱感應或空氣品質感測器（AIoT）偵測違規熱點。雖然目前技術尚難以直接開罰（涉及個資與人臉辨識爭議），但大數據可以告訴市府「哪裡是違規熱區」，進而在此處加強巡邏頻率或設置廣播警示系統，達到嚇阻效果。

3.強化戒菸誘因：將資源投入源頭 

無菸城市的終極目標是減少吸菸人口。目前的戒菸門診雖然有補助，但對於年輕族群的吸引力不足。市府應針對不同族群設計戒菸計畫，例如結合運動中心的優惠、企業職場的健康競賽，甚至利用App進行遊戲化的戒菸歷程管理。唯有降低需求端的依賴，供給端的管制才能事半功倍。

圖／取自Unsplash，攝影：Lex Guerra。

一場需要智慧而非僅憑勇氣的戰役 

蔣萬安提出的「無菸城市」願景，其初衷絕對值得肯定。在健康意識抬頭的今天，沒有人願意讓下一代在煙霧繚繞的環境中成長。然而，公共政策的成敗往往不在於口號的響亮，而在於執行的細膩度。

這是一場與人性、習慣以及龐大商業利益的拔河。如果市府僅僅滿足於擴大禁菸範圍的帳面數字，卻無視巷弄內的菸味亂竄、無視執法人力的窘迫、無視吸菸者被邊緣化後的反彈，那麼這項政策極可能流於形式，甚至引發更大的民怨。

真正的無菸城市，不是要把吸菸者當作罪犯驅趕，而是建立一個「互相尊重、界線分明」的空間秩序。我們期待蔣市府能展現更高的治理智慧，參考日本的「分流哲學」與新加坡的「嚴明法治」，在理想與現實之間找到最佳的平衡點。

台北的空氣能否真正變清新？這不僅考驗著蔣萬安的決心，更考驗著這座城市對於多元包容與法治精神的成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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