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前進12名，功勞該算誰的？城市競爭力不是市長的單人賽

早上，一名上班族從新北市搭車進台北市；下午，企業在台北談訂單，合作工廠可能位於桃園、新竹或中南部。對市政府而言，這些活動分屬不同轄區；對企業與工作者而言，卻是同一個工作網絡。談城市競爭力，第一個問題往往不是誰做得好，而是我們說的「城市」，到底畫到哪裡。

《2026全球城市指數》把台北排在第48名，較2025年前進12名。但Oxford Economics過往公布的方法，採用的是「功能性都市區」概念，包含城市核心及與其經濟活動密切相連的通勤地帶。科技新報此次也以「台北都會區」描述榜單表現。因此，不能把國際評比中的台北，不加區分地視為台北市行政範圍，更不能直接當成某位市長的施政分數。

另一個值得留意的細節是，2026年官方資料中，台北、高雄等台灣城市的治理得分同為88.6。這與該指數過往採國家層級衡量治理的做法相符，也提醒讀者：榜單中的治理，不能直接解讀為市民對各市長的滿意度。法律、制度與整體營運環境，有相當一部分並非地方政府單獨決定。

所以，「台灣整體變好」與「台北本身有實力」不是只能選一個的答案。台北的交通、教育、醫療與企業服務，使它能承接機會；台灣的產業與制度，則影響這些機會有多大。城市像一座港，航道與船隊很重要，港內的調度也很重要。只看其中一邊，都解釋不了船為何願意靠岸。

AI帶來訂單，台北接住的是整張產業網

科技新報整理此次榜單指出，全球AI硬體需求增加，是台北經濟與排名上升的重要背景。Oxford Economics另在2026年城市經濟分析中，特別指出新竹受AI晶片出口需求帶動，是亞洲GDP成長快速的城市之一。這說明AI紅利並不只發生在台北，台灣不同城市正在同一波產業成長中扮演不同角色。

輝達執行長黃仁勳也曾清楚描述這張網。據中央社2026年5月報導，他指出，台灣的角色不只在半導體，還包括封裝、系統互連、供電與液冷散熱等，是高度集中的合作伙伴生態系。這番話談的是台灣供應鏈，不能拿來證明台北排名提升多少，卻能說明國際企業看重的，是眾多專業環節能否一起運作。

台北的優勢，則在於它有條件把產業需求轉成商務活動。總部、金融、法律、資訊與其他專業服務集中，企業較容易找到合作對象，安排會議、募集資金、招募員工。這些服務不一定有一座新工廠那麼醒目，卻能縮短交易與協調的時間。城市的實力，有時就藏在事情能否更快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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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也表示，不能把所有成果歸給招商的最後一棒。晶片、伺服器與零組件的能力，是企業、研究機構、工程師及公共投資多年累積的結果。地方政府可以協助企業落地，改善交通與行政程序；全球訂單何時增加、技術能否領先，則牽涉更多因素。市長能為機會開門，但機會不會只因一場記者會而出現。

圖／台北大巨蛋球賽畫面。蔡炆璇攝。

好位置是本錢，合作與學習才讓本錢增值

城市競爭力與地理位置有關。交通方便、接近市場，會讓企業與人才更容易聚集；台北長期累積的行政與服務資源，也使它擁有先發優勢。不過，長期觀察城市競爭力的《遠見雜誌》副社長李建興也指出，好位置不會自動變成好城市，若交通壅塞、土地使用缺乏彈性，原本帶來便利的人口與企業集中，也可能反過來增加成本。

社會學者王振寰、高士欽在2000年比較新竹與台中的「學習型區域」，指出兩地走出不同發展路徑：新竹科學園區由國家力量推動，技術發展與工研院、海外學人等密切相關；台中工具機業則先形成地方產業網絡，再透過公共研發力量強化合作。這是歷史研究，不能直接替2026年排名解釋原因，卻指出城市成長沒有單一配方。

研究中重要的，不只是工廠在哪裡，而是廠商如何互相學習、取得技術，並把合作延續下去。對今天的城市同樣如此：大學培養的人才能否接上企業需求，企業遇到問題時能否找到研究與專業服務支持，都會影響競爭力。把公司聚在一起是第一步，讓它們能有效合作，才可能產生新的價值。

因此，「市民水準」也不能只憑印象評斷。學歷與專業技能可以觀察，合作能力、信任與公共參與同樣重要；但不能因某座城市收入較高，就認定居民比較優秀。高技能者可能因工作機會而移入，好的環境也可能幫助人才成長，兩者互相影響。若不分清楚原因與結果，很容易把資源分配的差異，說成人的高低。

市長能改變的，是資源能否順利派上用場

首長施政當然重要。企業要設據點，會碰到土地、交通、行政協調與公共服務；居民要留下工作，則需要住房、育兒與照顧支持。地方政府做得好，可以減少等待和摩擦；做得不好，也可能讓原本具備的優勢打折。一條道路壅塞、一項申請反覆補件，都會把看似抽象的競爭力，變成實際的時間與金錢損失。

不過，領導人的影響也有邊界。台灣金融研訓院首席研究員王嘉緯在2026年〈倫敦的制度資本〉一文指出，倫敦金融實力奠基於法律、專業服務、仲裁、人才培育與監理等長期累積；即使政治領導人更迭，穩定的制度仍能維繫信任。這提醒我們，城市能否持續進步，也取決於領導人離任後，做事的方法是否還能運作。

換到台北，判斷首長表現，不應只看新增了多少計畫，也要看既有計畫能否延續、規則是否清楚、跨局處問題能否有人負責。企業願意投入，通常需要知道三年、五年後仍能依規則辦事。若每次換人就重寫方向，再亮眼的招商口號，也可能被不確定性抵銷。

國立臺北大學都市計畫研究黃崇哲在2017年談東京丸之內與台北車站周邊發展時，曾指出台北土地產權零碎、都市更新困難，以及行人空間、節能與防災等課題。這是當年的觀察，不能直接當成今天的現況結論，但它說明了城市改善的難處：知道方向，還須協調產權、資金與公共利益。首長的重要工作，正是把分散的資源接起來，讓問題有機會被解決。

圖／台北車站一景。蔡炆璇攝。（示意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