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書摘 《臺北城中故事:重慶南路街區歷史散步》

台北人腦袋何時變自由?百年書店街崛起全靠這外國人讓字活起來

台北人腦袋何時變自由?百年書店街崛起全靠這外國人讓字活起來 圖/取自Unsplash,攝影者Janko Fer。(示意圖)
作者:書中城市
日期:2021-10-21

編按:臺北市,臺灣首都。自建設以來,因經濟繁榮、就業機會多,匯集來自四面八方的民眾,如國外旅客,或來自其他縣市的北漂青年。而這樣的趨勢,也讓臺北市主幹道之一的重慶南路,見證臺灣近代權力的交替與政經的流轉,並帶動附近區域發展,成為臺灣充滿故事的政經樞紐之路,甚至成為100年前讓文化思想開始自由、奔放的書店街。現在就跟《臺北城中故事》作者一行人,一起到重慶南路街區歷史散散步吧!

其實,臺北城的老故事說也說不完,舞台大抵發生於清代臺北城的範圍,涵括今日的館前路、重慶南路、衡陽路、中華路、博愛路,以及日治時期表町、本町、榮町、大和町、京町等街區。

當時這些地方商業活動蓬勃鼎盛,茶葉、圖書、銀行、藥品、攝影器材、百貨等百業聚集一應俱全,好不熱鬧。爾後歷經日治時期的市區改正,逐漸形朔成現代化的樣貌。

話不多說,透過文史專家高傳棋、凌宗魁、鍾淑敏、蘇碩斌、林月先、徐明瀚的引領,一起來漫步《臺北城中故事》的重慶南路,探索地方由生至衰、由沉潛到轉型的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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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南路書店街是城市獨有的風景

思想,應該是奔放的鳥,所以當人仰望天空,腦袋會自由轉動。

然而,臺北人的腦袋,何時開始自由?腦袋內的思想,由何處開始奔放?這段緣起,應該要從100年前的書店街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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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店街,無疑就是台北市重慶南路,更準確來說,是重慶南路一段北段、忠孝西路至衡陽路的6百公尺。

這裡曾是臺灣密度最高的知識火力區,如東方、商務、三民、正中、世界等,1950年代2/3的臺北市書店和出版社開在這裡,1980年代中期登記有案的出版社數量高達77家。

雖然有書店不等於有思想,但不要忘記,不論是哲學、小說、政論與詩,都需要書本來承載、都需要書店吸引眾人來傳遞思想到遠處。

所以,在空間流動的現代都市才有書店,原本不相識的人,也才能交流生命的故事。

重慶南路的名字,雖是戰後才有,但書店街的規模可追溯到1915年「新高堂書局」新大樓。

彷彿偶然、又似必然,100年前現代臺北的書店街形成與空間大改造,幾乎是同一個步調在發生。

取自Unsplash,攝影者Cristina Gottardi。(示意圖)圖/取自Unsplash,攝影者Cristina Gottardi。(示意圖)

1915年,臺灣雕版印刷書時代告終

1915年時,重慶南路還稱作「府前街」,原因是其位居臺北府衙前,算是清代臺北城的遺緒。

1898年,一間小文具商發達為臺灣書店龍頭的「新高堂」,風光蓋起整棟面寬30公尺、樓高3層、賣場270坪的紅磚新廈,也打開了之後100年的書店盛世。

「新高堂」大樓一進門是挑高明亮的大廳,寬敞的1樓有幾個書檯,擺置精巧的文具、現期的雜誌,2樓則密布高聳書架,立著、躺著各樣新書與教科書。

全盛時期店員超過30人,不停上下奔走。書店的節奏,全由店東村崎長昶鎮守,在1樓櫃檯指揮,若遇嘉賓或鄉親來訪,當時就移到3樓的娛樂間,坐在榻榻米上泡茶聊天。

這一棟大樓有何稀奇?「新高堂」又不是第一天開幕,清末或日治初期也不是沒有書店。

然而賣書的店雖然有,但放這麼多隨意翻閱的書、吸引各方雲集顧客的書店,卻是臺灣歷史頭一遭。

日治以前,漢文學其實守護著社會上層階層,艋舺、大稻埕、臺北城構成的三市街,也斷開了人們的流通。

那個時代,思想不是飛翔的鳥,而是安穩的山,是人們供奉的不動力量。買書讀書的環境,稱之封閉並不為過。

清末臺北的書店,或稱書鋪、書肆,只有艋舺和大稻埕零星幾家,如苑芳、建芳。

書鋪商品大概可分為2類:

一是科舉啟蒙用的私塾教材,如百家姓、千字文、昔時賢文、四書讀本。

二是祭儀日用類書,如通曆、命相醫書、善書鸞冊,或者再一些歌仔冊。

至於知識階層吟一首詩作、寫一篇遊記的風雅之作,只有少量收錄在方志,要不就只有作者自印文集饋贈文友。

清末臺灣的書,幾乎都由中國大陸進口,臺南文人施瓊芳回憶「臺地工料頗昂,所有風世諸書,多從內郡刷來」就是這樣的現象。

臺灣雖在道光年間就有本地印刷工坊,好比臺南「松雲軒刻印坊」,印書內容主要是童蒙讀本、漢學典籍,以及宗教善書。而他們的印刷技術,主要是雕版印刷。

臺灣舊詩漢文的代表人物連雅堂,在1915年前後編寫的《臺灣詩乘》有以下一段文字:

「蓋以臺灣剞劂尚少,印書頗難。而前人著作,又未敢輕率付梓,藏之家中,以俟後人;子孫而賢,則知寶貴,傳之藝苑,否則徒供蠹食,甚者付之一炬。」

連雅堂文中的「剞劂」,就是雕版印刷,作法是用一整塊約略書面尺寸的木板,由刻版師逐字篆刻,再送去壓印成書。

一本書的完成,是數十個、乃至數百個木雕版細工深刻,固然展現文人獨特的筆風,但速度實在夠慢,而且雕版承受印壓的數量也有限,所以印量也不能多。

雕版印刷搭配舊式書肆,就像連雅堂說的,書的根本是珍藏之「寶貴」。

松雲軒刻印坊在1915年後,業務大幅萎縮、幾經讓渡,雕版印刷年代告終,臺灣進入活版盛世。

這個時間點,剛好也與「新高堂」大樓開幕相似,「流動」的世界並非空穴來風。

活版印刷是預先以鑄造大量的鉛字,作者文稿完成後送進撿字房,熟練的撿字師傅就拿出版模(stereotype),飛快地從字架上挑出鉛字,構成一塊一塊的活版,然後送印。

書的意義,是印愈多愈值錢,而且必須一本一本流通。「新高堂」作為現代書店,就是活字版印書流通的店。不論書來自日本、中國或臺灣自印。

取自Unsplash,攝影者Janko Fer。(示意圖)圖/取自Unsplash,攝影者Janko Fer。(示意圖)

臺灣何時引進活字印刷技術?

那又是另一段歷史了,臺灣第一臺進口的活字印刷機,並不是日本人帶來的,而是英國人。

光緒6年(1880年)來臺宣道的英格蘭長老教會牧師巴克禮與馬雅各,大費周章募得一部退役的活字印刷機並運到臺灣。

巴克禮為此還特地回英國學習撿字排版,終在1885年印出臺灣第一份活字印刷品《臺灣府城教會報》。

這部活字版印刷機名曰「聚珍堂印刷機」,聚珍就是中國雍正皇帝以來稱呼活字版的美名,這臺珍貴的機器目前存放在臺南長榮中學校史館。

不過這一份傳教用的印刷物流通有限,影響臺灣出版業最大的還是《臺灣日日新報》。

這家半官方的報社,擁有世界水準的印刷設備,1台與長老教會同款的維多利亞式印刷機、4台先進的輪轉印刷機、3台自動活字鑄造機。

這些機器不只提供《日日新報》日文版及漢文版的印刷,也有餘力兼營民間委印的業務。

1912年中華民國政府成立之初,被派來臺灣考察的官員施景琛,在見聞錄《鯤瀛日記》寫下:

「旋往參觀臺灣日日新聞報社。報分漢文、和文兩種,日出三萬餘紙。印報之法,先將鉛字板製成紙模,再將紙模鑄成圓形鉛板,嵌入機器,周轉極速。」

活字印刷,不只能比雕版印刷的速度更快、印量更多,連帶也造成書籍流通的市場變革。

整個1910年代,臺灣的印刷技術讓知識和書籍,搭配著都市空間流通了起來,真的迎來了一個全新的讀書市場巨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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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共和國,遠足/左岸文化出版。圖/讀書共和國,遠足/左岸文化出版。

本文摘自臺北城中故事:重慶南路街區歷史散步,讀書共和國:遠足/左岸文化出版。

共同作者介紹|蘇碩斌

現任國立臺灣文學館館長、臺大臺文所教授。
著有《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北》、企畫《百年不退流行的臺北文青生活案內帖》《終戰那一天:臺灣戰爭世代的故事》等,近年致力推廣創造性非虛構寫作。

共同作者介紹|林月先

臺北人,目前就讀臺大臺文所碩士班。
曾合著《百年不退流行的臺北文青生活案內帖》,主編《尋味Badousi:溪洲部落野菜札記》。

共同作者介紹|高傳棋

1970年生,家族世居南萬華加蚋仔3百年,臺大地理學研究所畢業。
曾任北一女地理老師、臺北市文獻委員會委員、祐生研究基金會子題計畫主持人、臺北商業大學兼任講師。
現任繆思林文化創意有限公司負責人、臺北水窗口執行長、Ours理事、臺灣古地圖史料協會理事。
發表過近100篇關於歷史地理、臺北生活文化、廣告創意時代等文章,以及50多本相關著作,包括《穿越時空看臺北》《引領臺北走向世界舞臺的茶文化特刊》《古地圖看臺北》等。

共同作者介紹|凌宗魁

畢業於中原建築系、臺大城鄉所,是興趣使然的建築史與文化資產工作者。
著有《專業通才理想的實踐: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訪談錄(一)》《圖解臺灣近代經典公共建築》《Brick Taiwan:積木臺灣經典建築》《紙上明治村:消失的臺灣經典建築》《紙上明治村2丁目:重返臺灣經典建築》《福爾摩沙的西洋建築想像》。

共同作者介紹|鍾淑敏

日本東京大學文學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專長領域於日治時期臺灣史.臺灣總督府檔案研究。
特別著力的課題,包括戰爭動員與臺灣人戰犯、二戰時期的臺灣戰俘營、戰前臺灣人在東南亞的活動、灣生與日治時期在臺日人、臺灣總督府官僚、專賣事業等研究。

共同作者介紹|徐明瀚

電影與藝術評論人,輔仁大學哲學系學士,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士,現為臺北藝術大學美術系博士候選人。曾獲2000年誠品復古文案大賽優勝、2010年高雄拍片網夏日影評徵文活動首獎,現任臺灣影評人協會副理事長,並於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程、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系與人文藝術寫作中心擔任兼任講師。
曾任八旗文化編輯、《Fa電影欣賞》執行主編、《國影本事》主編,著有《摩登生活的漫畫及其「無-意義」:郭建英與上海新感覺派(1927-1935)》《舊城區的藝聲X異生》(合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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