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區大部分是日治時代日本人直營的阿薩姆茶畑，戰後由台灣農林公司接收，並出租給當地農民耕作，茶農依照租約繳納實物，其餘茶菁也賣給農林公司魚池茶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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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的農林公司財務困難，上年度茶菁款未付清，新年度又賒欠，且收購價格偏低，茶農為求生存，除繳納畑租以外的茶菁，不得不另尋出路。

埔里鎮另有一家叫做東邦的茶廠，該廠在西邊小埔社擁有自營茶畑一百甲，製茶能力也不如永光埔里廠，因此我們得到漁翁之利。

起初，比較接近埔里鎮的紅仙水、牛洞、挑米溪附近茶農，用腳踏車載運茶菁到廠來試賣，不久出現多位茶菁販子，在日月潭周邊魚池鄉茶區大量收購茶菁轉賣給我們，其數量在盛產期遠超過我們工廠製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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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里廠一天24小時的茶菁消化能力是8千斤，勉強一點可容納1萬斤，但連續幾日進廠量超過1萬2千斤，按照正常加工速度，每日勢必剩下2千多斤原料無法處理，而茶菁擱置時間不能太久。

前一天進廠的舊原料未處理完畢，新的茶菁又進來，每日累積剩餘原料愈來愈多，加工原料的鮮度愈來愈差，很可能嚴重損及全季紅茶的品質。

此一事態，迫使我非做出徹底解決困境的決斷不可。

圖／公視時代劇《茶金》劇照。取自臉書「茶金 Gold Leaf 公視戲劇」。

最簡單方法是停收茶菁一天，但這可能使茶農走投無路，而往後仍要靠他們提供原料，所以此路不通。

何況他們也可以把早一天摘下的茶菁，混在第二天新摘原料一起送過來，讓我們解決累積原料的前功盡棄，我想唯一可行之道是，以減少工序的做法消化源源而來的大量茶菁，所引起的品質惡化和步留減低損失，由茶農分擔一部分，換句話是要大幅降低收購價格。

當時我們的採購價格，是一台斤最高2元1角，而農林公司訂價為1元5角以下，我打算把價錢降到1元6角，這樣茶農大概不會賣給農林公司，茶販子照樣得以謀取一點利益。

我思考這問題的當日下午，岳父從北埔搭自用車抵達工廠，滿廠到處是茶菁，員工忙得團團轉，是他老人家最中意看的光景。

他興致勃勃地聽取我報告有關春茶作業的情況，但我說到降價這不得已措施時，岳父立即強硬反對，並指斥我如此做法會迫使工廠關蚊（變成蚊子館）。

我堅持想法說，目前最理想的方法是停止原料進廠一天，以便消化累積原料，然後再收購新鮮茶菁，但此法行不通，次等辦法是依然讓原料進來，但為順利解決過量原料，而採取縮短製造時間的方法。

例如，縮短萎凋時間，甚至不經過萎凋，即施以揉捻，原來3次的揉捻次數改為1次，發酵時間也酌量縮短，只要烘乾就算製造完成。

如此粗製濫造出來的紅茶，形狀、香、味都不太理想，再製步留的犧牲更大，這一些損失要茶農負擔一部分不算刻薄。

降價後收不到原料，以至於工廠關蚊之疑慮恐怕未必，我蒐集各茶區情報，判斷最近幾天茶菁將持續盛產，若不採取斷然處置，工廠可能被茶菁淹沒而產生大量堆肥，其後果全由我們承擔，導致無謂損失。

我的說法理路井然，岳父無從反駁，但不難看出他心中之不平。

圖／公視時代劇《茶金》劇照。取自臉書「茶金 Gold Leaf 公視戲劇」。

埔里的茶菁都是傍晚以後進廠，明治天皇按照我指示，宣佈翌日起每斤降價5角，幾個人合雇一部大卡車，滿載茶菁進廠的茶販們，紛紛說如此廉價買不到茶菁，聲稱明日不運茶來，並退還借用茶袋以示言出如山。

茶販們的裝腔作勢使岳父坐立不安，把我叫出外面，勸我三思而行，我請他放心，並叫一位工人查點收回茶販的茶袋。

岳父遠道而來，應該很疲勞，我建議早一點回旅社休息，但他照例在工廠待到午夜，離去前還問我今日決定有無缺憾，我說大概沒有問題。

再者本廠員工連日加班趕工，個個力竭筋疲，萬一明日原料不來，讓他們輕鬆一下，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岳父聽我此言拂袖而去，我住在工廠附屬的簡陋宿舍裡。

翌晚，平時茶販進廠的時間未見他們蹤影，岳父開始焦躁，大約慢1個半小時，兩部老爺貨車蹣跚而至，茶販們辯解說茶袋不足，裝袋費時因而來遲，當天原料收購數量比昨日增加將近3成，單價便宜4角，岳父眉開眼笑，說我料事如神。

翌年，1959年4月中旬，我駐埔里茶廠一星期督導春茶作業，搭乘運茶卡車返回北埔，晚上12時抵達北埔茶廠時，意外發現廠內到處堆滿茶菁，看報表數字，當天進廠超過2萬斤，前一日的數量也相差無幾，我認為是異常現象。

因為北埔除永光和2家較具規模的茶廠外，另有幾十家大大小小的無照工廠或茶寮，從事生產包種或烏龍茶，那一些業者直接分散在茶山一帶占了地利，把北埔地區生產茶菁蠶食一大半，送至永光的茶菁很少超過1萬斤，害得全島最大的北埔茶廠經常原料不足，有時不得不向茶販收購來自上坪寶山等地區的外地原料。

所以按過去統計，那一個時段不應該有那麼多茶菁進廠，我直覺判斷一定是包種茶等大倒市（市價大跌，所謂的茶狗屎現象）。

圖／公視時代劇《茶金》劇照。取自臉書「茶金 Gold Leaf 公視戲劇」。

北埔廠通宵運轉，我在2樓萎凋室找到值夜技術員黃子琪，問他原料突然大增的原因，黃子琪不很清楚，但知悉很多茶寮停收茶菁靜觀茶葉後市。

我回家時岳父未睡，我報告埔里廠概況後，隨即主張北埔、峨眉、大坪、田美等北部4個廠，應把收購單價同步調低6角。

老人家同情茶農的論調依然，各廠必定唱空城計的疑慮不變，即是說他不贊成，因而我不得不費盡唇舌來說服他。

我說茶菁價廉值得同情，但其原因在於國際茶價低廉外，政府匯率之剝削才是元凶，我們在商應該言商，生意有賺也有虧，能賺時不賺，虧損時拿什麼來彌補。

茶農、茶販也是看準誰家價高就賣給誰，這是人之常情，只有麻布樹排楊興伯一個人是例外，他的茶菁不多，但無論多少都要親自拿到永光來。

圖／公視時代劇《茶金》劇照。瀚草影視提供。

這2天驟增的茶菁，本來都不是要賣給我們的，永光茶廠擁有特大生產能力，等於是為了養兵千日用在一時，這無異於生意上討價還價、占上風絕無僅有的好機會。

這一次不降價而盲目吸收原料，立即出現大量生產所帶來的品質和步留的損失，又要我們來負擔，所以我們不能行宋襄之仁（春秋時，宋襄公與楚戰，公子目夷請攻其陣勢未整，公以君子不困人於阨而不聽，待敵方布陣後出擊而大敗，世人笑以為宋襄之仁）來貽誤商機。

因為有埔里廠去年的實績，岳父不再反對，翌日各廠原料每公斤調降1元，等於每台斤減6角，但北埔廠進廠數量反而一日超過3萬斤，這是建廠以來最高記錄，其餘3廠也占包種茶慘跌之利而收購量大增，這一季春茶完畢，經過再製後很快就全部賣光，我算出春茶毛利超過1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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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籍《茶金歲月：北埔姜阿新洋樓的故事》，聯經出版公司提供。

本觀點文部分擷取自《茶金歲月：北埔姜阿新洋樓的故事》書摘，聯經出版公司。

作者簡介｜廖運潘

桃園縣觀音鄉客家人，1928年生。曾就讀觀音公學校、私立淡水中學校、台大商業專修科（原台灣總督府台北高等商業學校），畢業於國立台灣大學法學院經濟系。

曾任職台灣銀行左營分行，1953年辭去銀行工作，協助管理岳父姜阿新先生之茶業、造林、製糖等事業。

1965年岳家事業永光公司結束營業後，舉家北上，投入相框製作、國中教師、日語補習班老師、日文翻譯、鍋爐酸洗、化學處理劑販售等各項事業營生，迨至1997年為止。

中學校2年級為日本俳句入迷而開始嘗試創作，1980年參加黃靈芝先生創辦的台北俳句會，4年後受邀加入超過半世紀歷史的日本春燈台北俳句會，目前仍熱中於每月發表創作俳句作品。

1996年接受作家徐仁修先生建議，開始書寫畢生所見所聞，1997到2006年旅居加拿大時期亦未曾間斷，2017年終於完成《想到什麼就寫什麼》共9冊、近130萬字，《茶金歲月》即為此套書的精簡濃縮版。

整稿負責｜廖惠慶

姜阿新孫女，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音樂系畢業，曾任教於台中市私立曉明女中、臺北市立中正高中音樂班。

現任姜阿新教育基金會董事、荒野保護協會監事，長期從事環境及古蹟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