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是求穩，現在是求爽。」一位補教名師直言。國營事業不僅年終獎金常態性高達4.4個月，且工作氣氛相較公部門更具彈性，受到的政治壓力也相對較小。

原因2：年金改革後的喪志感

年金改革後，「活得愈久、領得愈少」成為年輕公務員的集體焦慮。對Z世代（1990年代末至2010年代初出生）而言，他們更看重「現值」而非「遠期承諾」。當退休金制度變得不透明且縮水，公職的長期誘因便蕩然無存。

圖／取自Unsplash。攝影者Aleh Tsikhanau。（示意圖）

原因3：職場毒素的擴散

過勞與霸凌 近兩年公部門頻傳職場霸凌與過勞事件，加上社群媒體的發達，公部門內部的僵化層級、文書地獄、以及動輒得咎的責任體系，被攤在陽光下檢視。這讓追求「WLB（生活工作平衡）」的年輕人望而卻步。

國考變冷，這對國家及城市治理有影響嗎？

國考熱度下降，並非只是「少子化」一個原因可以解釋的，它是一個嚴重的國家人才結構危機。

影響1：人才斷層與平庸化

當頂尖人才拒絕進入公部門，意味著政府抑或城市治理的決策層級將面臨「平庸化」風險。不管是都市計畫、AI智慧治理還是環境工程，若執行者只是為了「一份安穩工作」而非「追求專業卓越」，國家的行政效率與創新能力將會停滯。

圖／元智大學校園一景。蔡炆璇攝。（示意圖）

影響2：基層勞動力缺口 

目前的警訊是，技術類科（如土木工程、資訊處理）報名人數嚴重不足。許多基礎建設工程因為缺乏監造、審核公務員，導致進度延宕或品質下降。這對於正在蓬勃發展的城市（如桃園、台中、高雄）來說，是隱形的發展絆腳石。

影響3：公部門老齡化與代溝

年輕人進不來，老一輩留不下來（選擇提前退休），中生代公務員被迫承擔兩倍的工作量。這種惡性循環會導致公部門的服務品質下降，最終由全體市民埋單。

從「身分」轉向「專業」的陣痛期

長期關注台灣高教及國家人才發展的《遠見雜誌》副社長李建興認為，國考的衰退未必全然是負面的。它象徵著台灣社會正從「官本位」的傳統觀念，轉向真正的「人才市場化」。

轉變的意義在於，公務員不再是一個「階級」，而應該回歸成一種「職業」。 目前的警訊是政府尚未意識到自己正與民間企業爭奪「相同的人才」。如果政府還在用20年前的考試制度、10年前的薪資結構、5年前的僵化管理來招才，那麼「鐵飯碗」最後只會剩下殘缺的廢鐵。

圖／台北101大樓與台北市政府一景。蔡炆璇攝。

2026年的國考轉向，是台灣社會價值的轉折點。當我們看到逢甲、高科大的學生撐起公部門的基層，我們應該思考的不是如何恢復「國考盛世」，而是如何重塑公務職位的「尊嚴」與「專業價值」。

國家及城市治理不需要一群只求穩定的考試機器，而是一群能解決問題的專家。如果政府無法留住這群人，那麼我們所期待的智慧城市與永續治理，終將只是紙上談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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