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取自臉書「卓榮泰」。 
在那一刻，台灣的志工文化，猶如一股潤物細無聲的力量被點亮。它像是古老河流的潤灌，也像是山岳裡的泉湧——當災難來襲，它不需要被召喚，而是自動出現。這樣的文化底色並非一夕之功，而是長年累積在政黨交替、社會運動、公民力量與地方信念之間的交織體。這一次的光復災情，是鏡子，也是放大鏡：它讓我們看見台灣志工文化的根源、瓶頸與下一步道路。
圖／花蓮縣光復鄉馬太鞍溪堰塞湖溢流災情慘重。社團法人花蓮縣老人暨家庭關懷協會提供。
台灣的志工文化，不是從中央強推而來，而是滋養於日常鄰里互助的土壤中。過去在農村、山區或離島，鄰里間互相幫忙是生活常態：收割、修屋、道路維護、災後清理……這些不是「志願服務」的名詞，而是生命共同體內的義務與情誼。
當社會轉型、城鎮化浪潮來臨，這種習慣式的互助渠道並未完全消失，而是在都市化壓力下被重新包裝、被制度化為志願服務。換句話說，台灣的志工文化，是「習慣寫入制度」的文化：從鄰里互助、水患救援，到今天跨縣市的志工陣線，它的根一直在那裡。
而在上世紀末至本世紀初，台灣歷經民主轉型與公民社會興起，許多非營利組織、環保團體、社福團體、弱勢議題倡議組織紛紛崛起。這些組織需要志願服務者參與，使得志願服務從農村義務轉為城市義工的職能。
圖／花蓮縣光復鄉馬太鞍溪堰塞湖溢流災情慘重。社團法人花蓮縣老人暨家庭關懷協會提供。
同時，2001 年我國通過《志願服務法》，將志工納入法律保障與制度規範，正式架構出「領證志工」與「志工團隊」的制度機構。這一立法，宛如志工文化從民間肌理被「施釉上光」，讓原本的自發性有了制度之骨。
多年來，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網統計指出，截至最近幾年，全國志工人數已突破百萬大軍，服務總時數早已破億。
根據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網公佈的統計，2023年全國登記有案的志工人數約為104.4434萬人。其中以台中市最多，全市志工人數13.42萬人，占全台約12.85%。2023年服務時數約為1501萬小時。
圖／花蓮縣光復鄉馬太鞍溪堰塞湖溢流災情慘重。社團法人花蓮縣老人暨家庭關懷協會提供。
而緊隨其後的是，高雄市，志工人數約12.85萬人，約占全國12.31%，2023年服務時數約為1199萬小時。高雄市志工人數在全國排名第2，占全國志工總數。第三名則是新北市，志工人數約11.3萬人，約占全台10.82%，2023年服務時數約為1118萬小時。
不過若以人口比例來看，連江縣雖然只有1731名志工，但志工人口比卻高達12.02%。而慈濟的發源地，亦是這次災情的發生地——花蓮，全縣志工人數則有25856人，志工人口比約8.18%，為全台第二。
圖／花蓮縣光復鄉馬太鞍溪堰塞湖溢流災情慘重。社團法人花蓮縣老人暨家庭關懷協會提供。
台灣的志工文化之所以盛行，乃建立在地方政府與民間夥伴的長期配合之上。各縣市社會局（社會處）設有志工推展單位、志願服務中心、志工訓練機制與媒合平台。「志願服務團隊介紹」「志工管理整合平台」等機制拉近公部門與志工團體的距離。以台北市為例，其志工團隊與運用單位就建立相對完整的團隊資料庫與動態媒合平台。
此外，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以「志願服務年」「表揚機制」「補助經費」「志工保險」等方式持續注入支持，讓志願服務不只是熱血頭期，而有可持續的制度支撐。
回到光復鄉，那片淤泥與瓦礫之下，是許多未經訓練、初次出征的「鏟子超人」「災區支援者」——他們從四面八方匯來，有的是熟悉的志工組織，有的是從未參與志工行列的民間人士。交通部觀光署在光復車站設置志工住宿諮詢站、提供接駁與住宿媒合；行政院也在車站前設立「志工救災地點分配站」，緊急調配各方志工。
然而，英雄並非沒有脆弱：有志工透露，他們投入救災不僅付出體力，還承擔動員機具的高額成本，每日花費高達20–30萬元。更有志工夜間因通行證被臨時要求，造成整體搶救進度受阻。
這些片段，正提醒我們：志工如光，制度若暗，救災現場可能成為混戰的舞台。
圖／空拍畫面來源「疣豬飛行中隊有限公司」。取自臉書「我們的島」。
在光復，即使志工來自不同縣市、不同團體，他們都面臨同樣的困境：缺乏即戰力培訓、工具不足、動線不清、跨單位協調不順。這些是台灣多年志工文化堆疊的隱憂，也是制度化未深之處暴露的裂縫。
另一方面，光復這場救災也成為台灣志工文化的集中投射：從慣性互助起步，到跨縣市的自動接力；從民間草根建立，到公部門協調輔助；從個人報名趕赴，到需要被系統化分配的志工撲浪。這整個過程，就像一個大型的志工體系壓力測試：哪裡有足夠韌性？哪裡需要加強？
若將台灣志工文化與國外比較，有幾個顯著特點與差異值得我們思索。
在許多西方國家，志願服務往往專業化、制度化、角色分明。志工會有清楚的資格訓練、角色定義、責任分工。台灣的志工更像水：能流入各種社會需求的裂隙，變形適應、柔軟補綴。災區清理、社福陪伴、文化活動、醫療巡診……幾乎沒有哪個領域不能看到志工的身影。這種柔軟性，是台灣志工文化的魅力之一。
但正因為像水，也可能漫漫滲透而分散壓力。一旦面臨跨單位協調、工具調度、資源整合的瓶頸，「水」就可能被擋住。光復現場的通行證爭議、機具成本壓力，就是制度化不及的折射。
圖／慈濟慈善基金會提供。
台灣志工多來自基層、非營利社團或地方社區組織，這使得志工行動具有草根底色，也與地方脈絡緊密相連。災區裡，那些最先動手的，多是熟悉當地地形、與居民有連結的本地志工；外來志工雖大量進入，也多倚賴在地網絡的指引與協助。
相比之下，某些國家志願服務體系已有多年專職化培訓與角色機制，志工角色較為分工清晰、培訓系統成熟。台灣的優勢是靈活與貼近社區，但要補上的，是跨域協調與制度支撐。
台灣社會在面對災難或公共危機時，常能激發強烈的情感共鳴與參與意願。這不是外國夾板來的，而是文化內在的「以鄰為壑、展現團結」基因在起作用。你或許看過家鄉道路淹水、山區滑坡，那一刻的震撼與焦慮，直擊每個台灣人的情感。我們也常說：「這是我家門口的問題」。
這種情感動員力，是台灣志工文化得以在災難現場快速匯聚的核心驅動力。若無這層文化共鳴，即使制度再好，也難以迅速動員數千人到前線。
然而，光鮮背後也有陰影。若台灣志工文化要從柔性應急走向可持續制度化，必須面對以下挑戰。
首先是「專業力與即戰力的缺口」。志工並非「無差別搬運人」。在災害前線，需要了解土木結構、應變動線、洗消防疫、變壓風險等知識。若志工缺乏訓練，其行動可能帶來風險甚至二次傷害。台灣亟需把「基礎救災」的專業課程納入志工培訓體系。
第二是「跨單位協調與資源整合不易」。志工媒合、運具協調、交通管制、區域界線、通行證管理等，時常成為救災瓶頸。以光復為例，志工通行證被臨時要求，導致救援延誤。若未有更精準的指揮中心與協調機制，志工熱情容易被制度摩擦折損。
圖／取自臉書「蕭美琴 Bi-khim Hsiao」。
第三為「志工福利與保障制度尚待強化」。志工多數是無給薪的志願參與，但在工作過程中可能面對意外、交通、保險、補給、人力疲勞等風險。高齡志工尤其在保險投保問題上被指出「危險保障不足」。未來若要讓人願意常態參與志工服務，保障制度必須到位。
最後為「年輕世代吸引力如何延續」。雖然政府設立「青年志工行動計畫」鼓勵年輕人參與，但近年訓練與參與人次有波動。根據立法院資料，2016-2019年間，青年志工訓練場次與服務人次呈下降趨勢。也就是說，若沒有讓青年人覺得志工不是過節義舉，而是生活選項，志工文化恐難跨代延續。
光復的災情裡，有泥濘、汗水、焦急，也有那股不滅的「台灣味」：志工從四面八方自動匯集，如雨水注入乾旱的溝渠。而這股力量，是台灣志工文化的實證與象徵。
但如同龐大的水流若無堤防、若無分流系統，最終可能漫堤泛濫。台灣的志工文化若要從風口浪尖的散熱出口，昇華為可持續發展的骨架，就需要專業培訓、制度串聯、保障機制、青年參與等構件。那樣的志工，不只是災區裡的「超人」，更能成為災前、災中、災後每一階段的穩定力量。
政治可以輪替、政黨會更替，但志工文化若能成為台灣的筋骨，它就能在風雨中為我們撐起一道看不見的屏障。願這一次鏟子超人的回聲，不只激勵災區，也啟動整個島嶼對志工文化的再思與再強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