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城市品牌的建立必須以文化為核心,今年開幕的台南西市場有「全台最美古蹟市場」之稱,乘載百年歷史又成為新文創聚落。台南市政府提供。 近年,透過文化創意產業推動城市行銷蔚為顯學,台灣各地方政府也積極舉辦大型文化活動來帶動地方經濟。但中正大學企管系教授曾光華提醒,城市行銷不可能靠一場活動或一個建築就完成,而是要打造持續的文化體驗,這是跨部門、需深耕10至20年長期工程。「任何活動一定要主題明確、有獨特風格,而且虛實整合、帶來沉浸式體驗,還要串聯在地居民跟周邊商家,要做到這些才有城市品牌的地位。」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於2025年11月10日舉行「2025 創新城市行銷論壇」,邀集產官學研各界專家一同分析城市行銷理論與實務上的挑戰。對於城市該如何透過文化創意說故事,主辦單位邀集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董事長暨前台南市長許添財、中正大學企管系教授曾光華、文化大學全球品牌與行銷碩士在職學位學程教授林炎旦,以及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專委邱稚亘與會,從文化、體驗、文創園區到制度治理,重新梳理城市行銷的本質。
演講一開始,許添財即指出:「城市是有生命的,它會演化、會更新,也會被淘汰。」在紐約求學的10年間,他看到城市的興衰如何緊扣國家競爭力,了解到城市缺乏更新能力,就會成為資源流失的「舊文明遺址」;但只要能讓文化、產業與制度重新連結,城市就能再次成長。
因此在擔任台南市長期間,許添財除了以嚴格的財政紀律改善台南負債問題,也以「文化」作為城市品牌的核心,建立安平港國家歷史風景區、赤崁文化園區等,同時以海安路藝術街景、吳園藝文中心、赤崁樓夜間沙龍等活動,讓古蹟走入市民的生活場域。他認為,當文化真正融入生活,它就能產生經濟動能,使城市具備可持續的競爭力。

其中,台江國家公園最具代表性。即便多次遭遇反對聲浪,許添財仍堅持8年,最終使台江成為世界級的濕地公園。黑面琵鷺與候鳥的豐富生態,為台南打開新的國際觀光入口。他語氣堅定地說:「當文化與環境被看見,城市的未來就會自然浮現。」
回望執政歲月,他以「從悲情城市唱到四季紅」形容台南的轉變。過去,台南因缺乏機會、產業外移而成為二線城市,但在文化與制度改革下逐漸恢復活力。從台南市的經驗,許添財提醒:「如果文化古都退化為二流城市,整個國家也難以進步;科技園區固然能創造財富,但沒有文化支撐,人才終將外移。」
接著,曾光華以行銷學與心理學的視角,分析城市魅力的本質──令遊客讚歎的「哇」從何而來?他認為,城市吸引力不能只靠宏偉建設,也不能依賴文青小店;真正的城市品牌,是「高度」與「溫度」兩者兼具的綜合體驗。
他舉例,台北 101 絢麗的跨年煙火讓人們因為「大場面」感受到震撼,這是城市的「高度」;但城市魅力也可能來自街角的咖啡香、老工匠的巧手、巷弄間的裝置藝術,這些微小卻動人的細節則是「溫度」。要做到兩者兼具,營造情緒與體驗非常重要。
今年高雄府落幕的Blackpink 演唱會,即為此理論得到實證。一場演唱會帶動12萬人潮,其中有7成在城市過夜,旅宿住房率達到9成,夜市營收也提升3成。但能有如此成就,更關鍵的是將單一活動變成「城市體驗」。市府跨局處合作,在主要地標點亮粉紅燈光,夜市、商圈共同響應,創造出市民共享的社會經驗,也讓演唱會效益成功滲透到整座城市。
曾光華也引用「溫布頓網球場」的故事,指出城市品牌的關鍵。在故事中,美國人問英國人如何建立溫布頓網球場的國際地位,英國人回答:「撒種子、澆水20年就會有。」換言之,城市行銷絕不是煙火式、一次性的,而是跨部門的長期工程,需要一致的主題、獨特風格、虛實整合、居民參與與明確的目標市場。

林炎旦則以近20年深度參與台灣文創政策、園區規劃與文化治理的經驗指出,文創園區是城市品牌最具策略性的核心場域。它不是辦活動空間,而是一座城市文化力、創新能力與經濟能量的重要據點。
這個觀點從國際經驗得到例證,英國的泰特現代美術館由老電站改造,帶動整條河岸文化帶發展,倫敦南岸獲得重生;巴塞隆納的「22@創新區」翻轉了老工業區,轉型為創新產業樞紐;韓國東大門設計廣場則以建築與夜間設計活動,成為首爾的新文化地標。
文創園區更是青年創業與跨界合作的基地,能讓設計、科技、內容產業匯流,形成文化經濟鏈。但園區能否持續運作,更仰賴政府治理能力。林炎旦強調,政府必須扮演「跨部會協作者」。因為文創產業涵蓋了文化、觀光、經濟、教育與城鄉建設等不同領域,若缺乏整合平台,園區容易成為政策孤島。
對此,政府必須為文創園區制定明確的 KPI,包含人流成長、文化保存成果、內容產出、經濟效益、青年創業支持度、公民參與度、數位科技導入等指標。這些都必須量化,才能判斷園區是否成為城市品牌的成長引擎。
在城市敘事、體驗與文創園區之後,邱稚亘則將話題帶到制度面。他以台北為例指出,台北是一座需要被「解壓縮」的城市--層層堆疊的歷史、跨時代的痕跡,各個老空間都有尚未說完的故事。
邱稚亘表示,截至今年,台北已登錄了超過500 件文化資產,且還在持續增加。從清代、日治時期到國民政府,不同政權、不同生活者在城市建築物上留下印記。透過文化資產,市民可以重新梳理台北的過去,思考:「我是誰?我在這座城市扮演什麼角色?」
但歷史建物並非現成的文化資源。事實上,多數文化資產都有待修繕,因此文化局必須透過制度來判斷如何再利用,包括:館所任務定位、空間條件、產業需求、所在區位等。完善的制度,才能決定了文化場館能做什麼、能講什麼,也讓文化治理不會依賴「是否剛好遇到有遠見的首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