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霸立委高虹安「戰學歷」背後存隱憂

實驗社會心理學期刊，2018年刊過一篇研究，一群社會心理學家，在歐洲及美國進行一系列高學歷對低學歷者負面觀感的調查。

在英國、荷蘭、比利時，他們調查高知識份子面對穆斯林、西歐的土耳其後裔、窮人、盲人、肥胖者和低學歷者等，這些傳統歐洲弱勢族群的態度，結果發現最不受高學歷者歡迎的，就是低學歷者。

在美國，他們進行同樣調查，只是把選項改成非裔美國人、勞動階級、窮人、肥胖者和低學歷者，結果美國的「菁英們」，同樣最輕視低學歷者。調查同時也發現，教育程度較低的族群，沒有這種偏見。

研究人員在結論指出，即使傳統上認為，高學歷者會更有教養、更加包容，可實際上，高學歷菁英比低學歷者的偏見更嚴重，只是歧視的對象不同。

此外，即使菁英們譴責種族及性別歧視，但他們對自己擁有學歷歧視這件事，並不感到抱歉，他們認定種族、性別、階級等源於自己無法掌控的因素，但教育程度不高，卻代表個人不努力，因此他們認為，低學歷者更有責任、也更該受責備。

實際上是這樣嗎？駱明慶教授知名的「誰是台大生」研究中，在高虹安準備進入大學的2000年前後，住台北市大安區的高中生，上台大機率是台東縣的31.5倍，即使同在台北市，住大安區也都比住南港機率高4.1倍，比新北市（當時還叫台北縣）高5.4倍。

即使在多元入學、繁星計畫的推動下，城鄉差距有所減少，但2014年時，住大安區仍比花蓮有高12.8倍的機率上台大。

菁英制度造成的痛苦，來自它把教育程度「道德化」了。

圖／新竹市長民眾黨參選人高虹安。取自臉書「高虹安」。

過去的貴族跟平民都知道，他們兩者僅是命運的差別，因此貴族明白自己負有義務，平民也不會自我貶低。

但當代的菁英制度道德化後，高學歷者會認為自己的社會地位跟報酬，都是自我努力應得的，因此自己對社會沒有責任。

而低學歷者也認為自己的困境是咎由自取，即使教育程度跟種族、性別、階級一樣受到天生才智跟家境影響，也沒有跡象顯示他們擁有外人加諸的負面特質，低學歷者仍傾向責怪自己。

高虹安在面對林智堅時是高學歷者，因此她可以指高氣昂、理直氣壯地歧視，而她也知道，自己的學歷在其他人眼中可能不夠漂亮，所以才顛倒順序、強調什麼一般人根本聽不懂的斐陶斐，以及沒人質疑的台大碩士學歷。

但話說回來，教育程度跟城市治理真的有關係嗎？

也許有人會想，讓高學歷者從事治理不是很好嗎？其實你只要想一下，你最討厭的那些政治人物，然後看一下他們的學歷，就會有答案。

高學歷適合從政？也許只是一種菁英傲慢

高學歷適合從事政治，只是一種菁英傲慢。

高虹安的學歷，僅僅證明他有能力在鴻海工作，也「可能」是個還不錯的技術官僚，但作為民選首長，重點在不同意見群體間的溝通跟代表性，接連惹出塔綠班之歌跟學歷歧視風波的高虹安，在這方面顯然是不合格的。

過去民主政治不乏基層的聲音，但隨著菁英制度愈來愈深植人心，現代政黨都已經由都會菁英把持，如果我們繼續要求「菁英」才有資格成為民意代表，那最後這樣的民主就只會剩下他們的看法，這些「菁英」就像高虹安、就像發明菁英制度（Meritocracy）這個字的社會學家楊恩所說「自認成功是對自身努力及能力的回報，因此自己理應高人一等。」

那他們還能同理基層人民的處境、反應廣大人民的心聲嗎？也許很難吧。

本文透過「方格子直送」計劃合作轉載，作者林艾德，原文《高虹安、菁英制度及對民主的傷害》僅反映作者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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