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稻埕與艋舺、大龍峒皆為緊依淡水河的沖積平原,不僅適宜人居,亦可藉由淡水河進行航運與外界互通有無。這些地方都曾經是巴賽族的勢力範圍,也因而發展出以貿易為主要生活方式的文化。
巴賽族過去在大稻埕的部落名為「Kimotsi」,史料上多被音譯為「圭母子」或「圭武卒」。十八世紀以降,台北盆地便開始陸續有漢人入墾;到了公元1851年,大稻埕開始出現稍具規模的聚落,人口組成主要來自福建泉州同安縣移民,並將Kimotsi改成用字較為典雅的「奎府聚」。
圖/今日迪化街一段154至158號的三連棟老屋,前身為成立於1851年的大稻埕首間商號「林益順」。普通人攝。
奎府聚直至日治時期仍有使用,在位於今日台北後車站商圈至寧夏夜市一帶,設置了「上奎府町」與「下奎府町」兩個行政區。戰後國民政府將其劃入建成區,爾後又整併到今日的大同區。
聚落發展期間,由於當地常被作為稻穀收穫後的曝曬場地,因此也開始出現「大稻埕」的別名,「埕」在閩南語中有庭院、廣場之意。到了十九世紀中後期,大稻埕便已成為官方稱謂。
公元1853年,艋舺爆發泉州三邑移民與同安移民之間的衝突「頂下郊拚」。同安人受嚴重打擊,先是逃往同為同安移民組成的大龍峒,但大龍峒市街規模有限,難以盡數容納,因此部分同安人又輾轉來到了大稻埕。
人口與資源的湧入,為大稻埕日後的繁榮奠定基礎,但真正讓大稻埕在20世紀初一躍成為北台灣的貿易樞紐,得歸功於隨後接踵而來的歷史大事件。
圖/1985年所設立的大稻埕開埠紀念碑,便坐落在初代台北車站舊址以西約200公尺處。普通人攝。
1860年台灣開港,滬尾(今淡水)成為對外通商口岸之一。當時英國商人約翰.陶德(John Dodd)看中北台灣種植茶葉的潛力,於是從福建引進優良茶苗,自此茶葉成為台灣外銷的主力產品,大稻埕也因而獲益。
台灣建省後的首任巡撫劉銘傳,將大稻埕指定為商埠及外僑居留地,最初的台北車站亦設立於大稻埕南側;第二任巡撫邵友濂則將省會遷至甫建成的台北城,成為台灣的政經中心,與艋舺、大稻埕合稱為「台北三市街」。其時,艋舺亦因河道淤積導致港口機能下降,使得起初同安移民被迫轉進的大稻埕,竟戲劇性地後來居上。
進入日治時期,大稻埕又進一步地擴張,不僅成為台灣最大的茶葉貿易中心,更是北台灣的稻米集散地。除此之外,許多政治與文化活動,也以大稻埕為據點蓬勃發展。
隨著戰後茶產業的式微,加上硬體已難滿足現代企業的需求,即使大稻埕仍是台灣南北貨、中藥與布匹的重要批發銷售市場,但面臨市中心東移、產業轉型等時代變遷,大稻埕不可避免地邊緣化,甚至一度面臨因應道路拓寬將拆除百年街屋的命運。所幸在民間奔走倡議下得以保存。
圖/於大稻埕碼頭展示的唐山帆船(又名戎克船)造景,象徵昔日大稻埕舳艫相繼的歷史風華。普通人攝。
今時今日的大稻埕,已是海外旅客遊歷台北的必訪景點之一,每年七夕的大稻埕河岸煙火,亦吸引數以萬計的人潮前來觀賞。大稻埕在新世紀所帶來的觀光收益,證明了歷史保存與商業發展,兩者是可以共存共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