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長蔣萬安的無菸城市，為什麼宋楚瑜會說作不到？

「做不到啦。」日前，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對蔣萬安「無菸城市」政策，下了這樣的評語，讓這項市政措施再次成為焦點。據媒體報導，宋楚瑜認為，吸菸者應尊重不吸菸者，但政治人物提出的承諾也必須可行。不過，「做不到」究竟指的是什麼？讓台北沒有人吸菸，還是讓走在街上的人不必再吸別人的菸？兩個目標看似相近，實際上是兩回事。

從蔣萬安的公開說明來看，他要推動的是似乎後者。2026年1月，他表示，希望參考東京經驗，設置吸菸區或吸菸室，讓吸菸者與不吸菸者分流。但他也提到，東京早期雖然劃設吸菸區，仍有人轉往巷弄吸菸，留下二手菸與菸蒂。換句話說，只掛上禁菸牌還不夠，政府也得回答吸菸者接下來該去哪裡。

降低公共空間的菸害、兼顧吸菸者需求，並借鏡國外的街道管理，是目前蔣市府看起來的政策出發點。而與其猜測市長心裡怎麼想，不如看他提出了什麼問題，又選擇用什麼方法解決。

街頭菸害也確實不是憑空想像。國民健康署2024年調查顯示，18歲以上成人在室內公共場所的二手菸暴露率為3.2%，室外公共場所則達48.9%。後者是指受訪者過去一週曾在相關場所遇到有人在面前吸菸，這雖非空氣污染監測值，也不是台北市的專屬數據，但至室內和室外兩個數字的差距仍提醒我們：室內禁菸逐漸成為常識，走到室外，似乎非吸菸者的保護卻未必跟得上。

菸出了門，問題仍留在路上

只能說，餐廳裡的禁菸牌，能讓客人不必邊吃飯邊吸二手菸；但吸菸者若移到門口，剛走出餐廳的人，仍可能迎面遇上一口菸。騎樓、便利商店入口、孩子的通學路線，都是不同需求交會的地方。吸菸是個人的行為，菸霧卻不會停在個人的身邊。路人即使只經過幾秒，也未必有機會避開。

因此，台北市採取的做法，是先從人潮密集的商圈與交通節點著手。3月，蔣萬安說明中山、西門商圈的戶外負壓吸菸室規劃，以及信義路、敦化南路的吸菸區構想；5月7日，西門商圈三處負壓式吸菸區啟用，商圈禁菸措施則自6月1日起實施，吸菸者須前往指定區域。

這套做法其實於法有據。根據《菸害防制法》第19條授權各級主管機關公告其他指定場所，規定除吸菸區外不得吸菸；未設吸菸區者，則全面禁菸。地方政府可以逐步擴大管制範圍，只是真正執行起來，得每一處都有明確的公告、標示與執法依據。
因此看來，「無菸城市」雖是一個理想方向，但與卻不能代表台北市全面禁菸，或是全面不受菸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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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送出

截至9月30日，市府公布，12處指定負壓式吸菸區自5月起陸續啟用，截至8月底累計使用超過53萬人次。這顯示設施有人使用，卻還不能直接證明街頭菸害減少了多少。畢竟這53萬人次，很可能同一個人可能每天進出多次，使用人次增加，也可能只是原本分散的吸菸者集中到同一處。而要判斷政策是否有效，還得看路人、周邊店家與清潔人員吸到的二手菸，有沒有跟著減少。

圖／台北市長蔣萬安視察無菸城市指定負壓式吸菸區。台北市政府提供。

支持減少菸害，不代表贊成每一種吸菸室

因此，整個無菸城市政策爭議點最值得細看的地方，在於：質疑吸菸室的人，未必反對無菸城市。董氏基金會菸害防制組主任林清麗質疑，在戶外設置密閉式吸菸區是否必要；民間團體也提醒，清淨設備不能完全過濾菸害，尤其不能忽略第一線清潔人員的暴露風險。

另外，市府希望把散落街頭的菸霧集中管理，菸害防制團體則追問：集中之後，誰仍得待在煙裡？負壓設備利用氣流方向降低菸霧外溢，並不代表室內吸菸變得安全。世界衛生組織指出，二手菸暴露沒有安全程度，要完整保護室內公共場所的使用者，須建立全面無菸環境。

這雖然不能直接證明台北每座戶外吸菸室都無效，卻提醒政府，不能只因設備標有「負壓」，就把它當成安全保證。

今年9月，台北市議員簡舒培提出市政大樓員工陳情，指鄰近吸菸區的二手菸影響辦公，蔣萬安答詢表示會要求改善。這雖然只是議員轉述的陳情，並不是環境檢測的結論，卻指出分流政策可能碰到的難題：地上劃了兩個區域，空氣未必就能分成兩邊。

因此，設吸菸區不能只看哪裡有空地。入口是否正對人潮？排氣口是否靠近住家或辦公室窗戶？尖峰時段會不會有人排到區外？清潔人員進去打掃時，又如何減少暴露？若吸菸區就在行人必經之處，可能只是讓吸菸者少走幾步，卻讓其他人多吸幾口。分流要有效，分開的必須是菸霧與人，而不只是地上的線。

東京值得學的，不只是一座吸菸亭

日本東京或許是個值得參考的成果，只是東京的成功模式，仍得被解釋清楚。東京各自治區有不同規範，並不是整座城市靠同一套吸菸亭制度管理街頭菸害。

如千代田區自2002年施行生活環境條例，對路上禁菸地區的吸菸及亂丟菸蒂行為設罰。而新宿區則持續調查路上吸菸情形。2026年6月，車站周邊40處調查點的路上吸菸率，單純平均為0.12%，生活道路30處為0.59%；調查也已納入加熱菸。這是特定時段、特定地點的觀察結果，不是居民吸菸率，也不能拿來計算健康風險降低多少。但它提供了具體的街道管理成績，同時顯示，車站周邊與生活巷道的情況仍有差異。

新加坡烏節路值得被借鏡的則是配套如何安排。2019年設為無菸區時，當地規劃40多處指定吸菸區，多數相距約100-200公尺，搭配地圖、方向標示與前三個月的宣導措施。也就是說，對吸菸者而言，規定不只告訴他「這裡不能抽」，也讓他知道「接下來去哪裡」。

這是一套已落實的分流制度，但同樣不能只憑設施數量，就宣稱菸害問題已經解決。

從日、新兩國經驗共同提醒台北，城市要管理的是持續發生的行為，而不是一次完成的工程。標示清楚、路線好找、稽查穩定，再加上長期觀察，才可能讓規定變成習慣。少了一環，菸霧就可能從大街轉進巷子。若只複製吸菸室的外觀，就像蓋好了車站，卻沒安排班表；建築到位了，秩序仍未到位。

圖／日本的吸菸區。取自Unsplash圖庫， Max Anderson攝影。

市民要的成績，是走在路上能少吸一口菸

接下來，台北應比較政策上路前後的街頭吸菸情形，也追蹤鄰近巷道有沒有增加吸菸者，避免商圈變乾淨了，住家門口卻接手問題。若進行空氣監測，也須區分交通等其他污染來源，不能把所有懸浮微粒的升降，都算成菸害政策的成果或失敗。使用人次、菸蒂量與陳情件數各有用途，但沒有一個數字能單獨回答所有問題。

除了分流，戒菸服務也應成為政策的重點。北市目前提供戒菸諮詢、戒菸班與專線等管道，應讓有意戒菸的人更容易取得協助。如果政府只幫人找到抽菸的地方，城市可能只是把吸菸安排得更整齊，卻沒有減少對菸的依賴。清潔人員及其他工作者的防護，也應一起納入，不能只保護經過門外的路人。

蔣萬安推動無菸城市，有可以理解的公共衛生理由，採取的工具也值得實際檢驗。宋楚瑜的「做不到」，若指一夕之間要消除所有吸菸行為，確實提醒了政治承諾不能說得太滿；但若因此否定逐步減少二手菸，又忽略了政策可以分階段改善，也值得商榷。

台北現階段最需要證明的，是孩子上學、店員工作、老人散步時，能不能少吸一口別人的菸。這口更乾淨的空氣，才是市民感受得到的政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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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醫療衛生、台北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