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數萬人脊髓受傷,最難的竟不是坐輪椅?他們失去的,不只是一雙腿

台灣數萬人脊髓受傷,最難的竟不是坐輪椅?他們失去的,不只是一雙腿 圖/樂活甲子園共融通用健康基地。黃菁慧攝。
作者:陳士雪
日期:2026-11-20

一個人坐上輪椅,究竟失去了什麼?多數人第一個想到的,是不能走路。但對脊髓損傷者而言,無法行走有時只是外界最容易看見的那部分。真正難以啟齒的,可能是無法自主排尿、排便,無法正常調節體溫,甚至連坐得太久,都可能因感覺受損而出現危險的壓力性損傷。

最諷刺的是,社會往往只看到輪椅,卻沒看見輪椅背後那些更麻煩的事。《遠見雜誌》日前採訪脊髓損傷社會福利基金會執行長蕭英成,重新認識這群長期被歸入「肢體障礙」分類、卻有著特殊需求的人,也令人思考:我們究竟是在協助傷友重返生活,還是在用自以為善意的方式,決定他們該怎麼生活?

台灣究竟有多少脊髓損傷者?連數字都有盲點

台灣過去常引用約2萬3000名脊髓損傷者、每年新增1000至1400人的估計。然而,脊髓損傷社會福利基金會近年對外說明,也使用約6萬5000名廣泛性脊髓損傷者的數字。

為什麼差這麼多?原因涉及統計年代、診斷定義,以及是否將不同程度與類型的脊髓損傷納入。台北榮總神經外科醫師吳昭慶曾以台灣健保資料庫進行研究,基金會後續整理指出,依1998年至2008年的住院主診斷資料推估,每年新發生的脊髓損傷病例可能達4000-5000件。

但住院診斷件數,不等於永久癱瘓人數,也不能直接與現存傷友人口相加。

值得注意的是,數字雖有不同,卻共同指出一個事實:這絕非少數人的偶發不幸。

更令人警醒的是,基金會長期使用的統計顯示,傷友平均受傷年齡約27歲。許多人正值求學、就業、結婚生子的人生階段,一場意外便迫使他們重新安排未來數十年的生活。

這不是單純的醫療問題,而是一次漫長的家庭與社會經濟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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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活甲子園共融通用健康基地。黃菁慧攝。圖/樂活甲子園共融通用健康基地。黃菁慧攝。

脊髓傷在神經,真正棘手的卻是看不見的障礙

脊髓像是大腦與身體之間的通訊幹線。當神經訊息因損傷無法正常傳遞,受影響的就不只是雙腿。依損傷位置和嚴重程度不同,患者可能出現下肢癱瘓或四肢癱瘓,也可能伴隨感覺異常、膀胱及腸道功能障礙、自主神經功能失調等問題。

因此,兩個同樣使用輪椅的人,生活需求可能截然不同。

一個人能夠自行開車、上班,未必代表他沒有嚴重的健康風險;另一個人需要協助進食、洗澡,也不代表他失去思考、決策和工作的能力。

世界衛生組織2024年發布的脊髓損傷資料便指出,傷友面臨的日常限制,往往不只來自疾病本身,也來自醫療資源不足、不友善的環境及負面社會態度。換句話說,神經受損是醫學問題;能不能出門、上班、交朋友,卻很大一部分取決於社會如何設計。

比失去工作更難受的,是別人認定你不能工作

2022年,脊髓損傷社會福利基金會發布一項傷友與社會認知調查,結果顯示,約六成受訪傷友尚未重返社會,僅約四成恢復正常社交;近六成受訪者因擔心造成他人麻煩,遇到困難時選擇不求助。

這項調查不宜直接視為全國人口普查,卻揭露了一個比無障礙設施更隱晦的問題:有些障礙不是別人不願意幫忙,而是當事人已經不敢提出需求。

例如職場。企業常以工作效率、安全及場地限制為理由,對脊髓損傷者有所疑慮。但不少職務真正需要的,是知識、判斷、溝通與專業,而非雙腿能走多快。

對部分傷友而言,遠距工作、數位工具、適當輔具及彈性工時,都可能成為重返職場的重要條件。

美國脊髓損傷系統研究中心2024年統計顯示,在其追蹤的創傷性脊髓損傷族群中,受傷一年後就業比例約18%,受傷十年後提高至約25%。

這些數字提醒人們,重返職場並非出院就能一蹴可幾,而是需要長期支持的過程。

企業如果只用一般員工的工作條件檢驗傷友,很容易把環境沒有提供的支持,誤認成個人能力不足。

樂活甲子園共融通用健康基地。黃菁慧攝。圖/樂活甲子園共融通用健康基地。黃菁慧攝。

從被照顧到有選擇,才是自立生活的真正意義

1995年成立的桃園脊髓損傷潛能發展中心,與2012年成立的脊髓損傷社會福利基金會,長期發展出不同階段的支持服務。

從傷後的生活重建、心理諮商、職能訓練,到後續就業租屋補助、居家支持及社會參與,希望填補醫院治療結束後,傷友仍然必須面對的漫長生活難題。

脊髓損傷基金會董事長林進興在2022年認知調查發布時指出,長期以輪椅使用者的視角觀察台灣社會,便能發現公共通行環境、就業及社會理解仍有許多不足。

而所謂「自立」,也不能誤解為凡事都得自己完成。

有人需要他人協助移位,卻能獨立經營事業;有人需要居家照顧,依然可以成為專業工作者、家庭決策者或社區志工。

自主生活的核心,並不是完全不依靠別人,而是當事人仍能決定自己的生活。

輪椅不是人生的句點,也不必成為勵志表演

社會談論身心障礙者,常不自覺走向兩個極端。一種是同情,把傷友視為永遠需要照顧的人;另一種則是過度讚美,期待他們必須完成令人驚嘆的成就,才配得上掌聲。

但多數傷友需要的,未必是成為英雄。他們可能只想準時上班、到餐廳吃飯、自由搭車、正常戀愛,或不用為了上一次廁所而大費周章。真正的友善社會,不應要求每個受傷的人都活出傳奇,才願意給予尊重。

相反地,當傷友有能力工作,社會就應該給予合理機會;當他需要協助,也不應因此否定其人格與專業。採訪蕭英成及基金會的服務實踐,最大的啟發或許在此:脊髓損傷者不是等待社會拯救的局外人,而是因為一場意外,被迫重新尋找參與社會方式的人。

一座城市真正的無障礙,不只是輪椅能不能進得去,更是坐在輪椅上的人,有沒有機會做自己想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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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士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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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學特約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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